7月13日，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马克·米勒在卡尔加里市出席了一场新公民入籍仪式，期间在接受采访时对近期留学生相关政策的调整作出了回应，他表示，招收国际留学生不设上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早在今年1月22日，IRCC就对本科和大专留学生的配额进行了削减，计划持续至少两年，并且经过再三调整后，这部分留学生2024年的学签配额仅有29.2万个。在上半年，IRCC陆续进行了多项针对留学领域的政策收紧，甚至近期提出的改革建议也意在解决将留学当做移民跳板的行为。

此次米勒的回应也实锤了这些政改的意图，他说：“我们必须更注重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高等院校）不能成为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后门，某种程度上来讲，让留学生成为加拿大人是合理的，但并不是让他们全都成为加拿大人。”米勒还呼吁大家回顾过往，想想历史上的移民数量以及他们对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加拿大基础设施需求的影响。

米勒这些话的熟悉感简直扑面而来，一谈到这些加拿大长久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住房危机，就拉移民来背锅，而留学生们更是背锅侠中的背锅侠。而且这在IRCC看来还是个死循环，因为米勒认为正是由于住房资源和对高等院校供应的短缺导致了各高校对留学生群体的依赖，毕竟他们付着比本地学生高四倍的学费。

所以这个死循环，谁能解？减少移民数量、限制留学生配额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专家给出了答案。

加拿大退休开发商、城市规划师以及住房专栏作家Arny Wise说道，住房危机更应该归咎于加拿大十几年来低到离谱的利率和联邦政府的响应能力。他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利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引发了全国房地产狂潮和猖獗的投机行为，而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投机分子和住房商品化的趋势。他认为，联邦政府始终没搞懂低利率环境的含义，这种环境是在煽动有闲钱的人投资房地产，从而将住房当做赚快钱的工具。

面对这种情况，Wise说联邦政府完全可以立法征收联邦投机税，给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政府无动于衷，这也导致了2020年至2022年间，加拿大的住房成本翻了一倍。

Wise并没有否认移民带来了对社会资源的大量需求，但他也很清醒地意识到加拿大不断下降的生育率需要移民来平衡。而这个时候政府需要做的是找到切实解决住房可负担性的办法，而不是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他说，比如联邦政府计划到2031年建造390万套住房，考虑到劳动力短缺、建筑成本、融资成本等问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设定目标一定要切合实际，还需要其他政策来支撑。

不过现阶段看来，一方面联邦政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而另一方面，从米勒的回应和上半年的各项政改来看，加拿大移民政策收紧也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