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茜本硕都在挪威留学，最近回到挪威，对她来说，有点像回到了自己的前世，生活熟悉，身心平静。

说前世，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贝茜回中国待了两年半。当时她本科毕业，算是从交换的巴黎学校“逃”回中国的。

回国后，她立即就体验到了不同。在巴黎和挪威时，她和同学很少考虑实习问题，更多是去不同的国家交换，体验不同的文化。但在上海的家里，远程上网课之余，她生活的重心是实习。短短两年半，她一共做了七段实习。

贝茜说，主观上，实习可以解释为，她想探索不同的职业，但客观上，是因为她感受到了职场上无处不在的鄙视链，发现自己需要不断积累经验，才能进入最感兴趣的买方投资部门。

她历数自己遭遇的种种歧视：投行工作强度大，干脆“不要女生”；自己的学校不参与QS排名，有的HR不了解，表示“不要海本”——实际上，贝茜说，她本科就读的BI挪威商学院是欧洲顶尖的商学院；还有公司觉得，“你这种上海本地人肯定吃不起苦。”

那段时间，贝茜往往晚上11点才能下班到家，回来后继续上挪威学校的网课，同时还自学了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课程，增加竞争力。接受采访时，贝茜的声音听起来神采奕奕，但她描述，实习时，她变得自闭，不敢跟人交流，因为明明很累，做了很多事，却感觉做什么都被束缚，做什么都举步维艰。

因此去年参加国内秋招，投了200封简历，只收到一个相对合适的offer后，贝茜决定回挪威找工作。根据她的了解，在挪威，金融业的工作时间也较长、女性占比同样少，但相比国内还是友好一些：以咨询公司为例，工作时间一般是8点到18点，如果周一到周四完成了每周工时（约35到40小时），周五就可以放假。

另外，贝茜硕士就读的挪威经济学院现在也会举办“女性金融日（Women’s Finance Day）”，帮助更多女性了解并加入金融行业。权衡之下，贝茜觉得，自己在这里能够体验到更好的工作环境。虽然父母希望独生女留在身边，但看到贝茜的状态，还是同意了她去挪威找工作。

和贝茜不一样，陈七妈来到瑞典，更主要是因为北欧的自然环境。陈七妈的女儿出生于2013年，出生40多天后，就开始反复拉肚子，便血。当时北京的雾霾还比较严重，在灰色的天空下，带着女儿通过拥堵的车流，一趟趟辗转医院后，陈七妈变得极度焦虑疲惫。

后来女儿被证明是易过敏体质，拉肚子是因为对母乳里的蛋白成分过敏，但换了配方奶粉、见遍了北京的儿科消化专家，女儿的健康状况依然没有好转。陈七妈开始认真考虑，要不要为了女儿，换一个能缓解过敏症状的环境生活。她最终圈定了瑞典这个非移民国家。

陈七妈说自己是一个比较“莽”的人，也就是行动力超强的意思。女儿出生前，她没考虑过出国，而一旦决定出国，她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手续，并出租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和车子，36岁时与丈夫和女儿开始在瑞典“重启”人生。

在北京时，陈七妈是从事媒体工作的，到了瑞典后，利用以前在国内积攒下的资源，她和丈夫一起创业，开了外贸公司。虽然是从0开始创业，要事必躬亲，但她却感觉自己的时间充裕了许多，原因是瑞典客户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动不动就要休假”。一旦客户闲下来，陈七妈想忙也忙不起来，只能把时间花在“忙生活”上，比如带孩子、做饭、遛狗、种菜、养花、做手工、读书……

女儿则将这边常见的体育运动尝试了个遍，最近喜欢花样游泳和网球。对了，小女孩已经健康地长大了。刚来瑞典时，幼儿园和学校会专门为过敏的孩子单独准备不含过敏原的免费午饭，再加上学校压力小、户外活动多，女儿此后已经很少出现过敏反应。

去年，陈七妈终于拿到永居身份以后，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在和陈七妈差不多的年龄节点，Yoyo做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当丈夫偶然得到新的工作机会后，她做主离开生活了十年的瑞典，一家四口再次回到中国。

Yoyo的丈夫从事芯片研发，前年被以前的博导介绍了一份位于珠海的工作，职级和薪资都是行业内顶级，机会难得。唯一的问题是，一旦回国，Yoyo将面临失业：她在瑞典的工作经验与国内的职场需要并不完全匹配，而且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年龄在国内职场上也很尴尬。

在瑞典，Yoyo见过五六十岁的女性同事，还在没有顾虑地频繁跳槽和转行，哪怕失业，只要交满一年失业保险，也可以领取相当于工资80%的失业救济金，每天最高可获得1200瑞典克朗（约人民币795元），持续300个工作日。因为父母双方都强制休产假，生育问题带来的职业困境，也被相对分散了。

因此，在外人看来，回国对Yoyo来说，更像是一种“牺牲”。不过在Yoyo的想法里，小家庭始终是一个整体，回国后丈夫能有更好的工作，两个孩子也能得到“更扎实”的基础教育，“四个人里牺牲一个人，我觉得是值得的。”回不回国，丈夫尊重Yoyo的意见，Yoyo最终拍板，回。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Yoyo打点好一切，在2021年飞回了国内。相比北欧生活，中国的职场虽然不完美，但回国的生活依然舒适自在。Yoyo形容，北欧生活和婚姻同理，都是围城，没有来过的人，幻想那里是一座乌托邦，但如果只是厌倦竞争压力，想要逃避，很大可能会遇到新的困难。

毕竟北欧的高福利、低贫富差距，建立在高昂的税收和物价上。Yoyo举例，在瑞典，一个二三十年房龄的80平米房子，即使地段一般，每月物业管理费也要每月4000多瑞典克朗（约人民币2649元）。没有积蓄、没有工作的人将很难生存。而对Yoyo和丈夫来说，回国后，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薪水比在瑞典更高，却享受了更低的物价，生活品质反而更好了。

人工服务也贵而稀缺，陈七妈之前想要找人维修冰箱，上门费要500克朗，且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最后，她选择跟着网上的视频自学维修。为了省钱省时，她还学了很多新的技能，家里要装修新房，从刮大白、安装家具，到重新走电、铺地板，都是她和丈夫两个人花了4个月做的。

完全的“躺平”是不存在的。这是贝茜的体会，她解释，北欧只是不“卷”，但并不代表不需要努力。对外国人来说，语言就是一道拦住很多人的门槛。通用的英语只能满足少数技术类岗位，与当地人交流的工作，都需要掌握本国语言。

贝茜还发现，挪威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但她同样会因为语言感受到隐性的排斥。比如她与本地人一起租房，房东有事，都是通知室友，让室友再转达给她。很多人以为北欧是社恐者的天堂，但贝茜说，因为社会体量小，工作岗位不多，反而更需要靠社交来获取机会，“还是要好好学挪威语，融入社会”。

陈七妈是自己创业，没有求职困扰，但同样倍受折磨。孩子的教育，买房这些，都要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蹚一遍。另外，新冠疫情开始后，公司的中国出口业务大幅萎缩，但为了拿到永居身份，她又必须保证流水和纳税。

陈七妈不得不想了很多办法维持，包括在国内做自媒体、拓展丹麦业务，算是渡过了难关。但签证还是迟迟不下，漫长的悬而未决的等待中，她连件家具都不敢买，害怕今天买了，第二天就被要求离开瑞典。

很多习惯也不得不割舍。在国内，由于工作性质，陈七妈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她时常去看电影、演出和展览，也经常与媒体圈内其他朋友一起交流；但在瑞典，即使她定居的城市隆德，每年9月都举办大型戏剧文化节，她却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如贝茜所说，语言是大问题。作为中年移民，陈七妈很难像女儿一样，将瑞典语掌握到母语的程度，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但难以完全理解当地人的文化。她与另外一个背景相似的朋友交流，朋友说，习惯文艺生活的人，来到异文化中生活，难免会进入一种“失语”的状态，无处吸收，无处表达。

会失去的不仅仅是语言，也有国内的关系与感情。陈七妈和丈夫家里四位老人都已高龄，但瑞典的签证政策不允许将老人接来长期生活，老人也不愿意搬离中国。所以至今她都没想好，怎么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疫情期间，父母每天都劝她回国，她也每天牵挂父母，但当时签证还没下来，一旦离开，就再也不能进入瑞典。三年疫情，陈七妈一次也没有回国。

这些困难，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的。陈七妈说，自己可能收到过几百人的私信，都是咨询北欧生活的问题，她给其中二三十人回复过，但目前为止，这些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真的过来。

移民北欧的人不多，甚至留学的也不多。贝茜理解其中缘由，她以留学举例，北欧学校的QS排名往往并不高，甚至不参与排名，其文凭相比欧美名校甚至国内名校，都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因此，只有两种人选择到北欧留学，一种是单纯想体验一下人生，一种则是决心在国外工作。

作为极少数打算通过留学，在挪威工作甚至定居的中国人，贝茜对两边同龄人的状态感受尤其明显。

她说，自己在挪威的同学，读书时很少考虑就业的问题，大家都觉得，人还有一辈子可以工作，花几年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根本不算什么。比如贝茜的室友本科，读了电影专业，毕业后环游世界，结束后又重新读了金融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另一个面试时认识的前辈，因为喜欢孩子，本科毕业后做了一年幼教，又去读了一个能源方向的专业，现在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任职。

而在国内的同龄人身上，贝茜明显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压，很多人的人生方向从高中开始就注定了，“默认只有高考成绩好的才能读金融专业，没考上985、211，基本上跟金融工作就无缘了；但挪威所有人想学金融就可以学，没有实习经验也可以就业。”哪怕是已经去了挪威交流的国内交换生，除了完成学业，往往也同时在考证、在做线上实习，为就业做准备。

她用“人生容错率”来总结其中的差别，即人生容错率高的地方，做选择时不需要瞻前顾后，每一种人生都值得尝试。北欧因为人口密度小，社会和福利体系都很发达，因此不必担心“走错道路”，不合适，再换一条就是了。

亲身旁观了两种成长模式后，Yoyo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儿子刚出生时，她和丈夫本来希望孩子能在瑞典轻松快乐地成长，不必复制父母当年从小城市出发，一步步考学、出国的成长轨迹；但等儿子上了学前班，Yoyo发现，学校里教的知识非常有限，小学阶段没有任何考试，也几乎没有家庭作业。同时，Yoyo还看到，身边有些朋友从瑞典回到中国后，孩子很难跟上国内的学习进度，她慢慢变得有些动摇。

Yoyo开始在空闲时间给孩子辅导功课。瑞典的小学下午三点放学，那之后，本地孩子还在学校玩，Yoyo已经提前和老板打好招呼，从公司过来接儿子回家。她每天会花至少两个小时教他们中文和数学，在她看来，这是帮孩子赢得更多应对未来不同的可能性。

不过好在Yoyo和陈七妈的决定虽然截然不同，她们与家人却都没有后悔。

Yoyo一家人现在居住在珠海横琴，相比于娱乐场所寥寥、冬季漫长的斯德哥尔摩，这里全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还有许多孩子们喜欢的景点，周末全家人常常一起出游。儿子喜欢日料，Yoyo喜欢海鲜，在瑞典时，家里不能经常出去下馆子，回来后每周都消费得起。

得益于她在瑞典时的家庭辅导，两个孩子回国后也迅速适应了新学校，甚至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Yoyo问过两个孩子想不想回瑞典，觉得哪边好，结果两个孩子每次的答案都是，觉得这边的生活比瑞典好很多，不想回去。

Yoyo自己也找到了一份新的财务工作，虽然工资不比瑞典，也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适应，但能让她同时兼顾家庭。丈夫现在一周四天都要加班到深夜，无法像在瑞典一样，和她分担一半的育儿工作。不过因为国内公立学校课程密集，Yoyo反而觉得，再“鸡娃”也没有什么意义。为了保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如今Yoyo一直在坚持学习和运动，还考虑再读个博士。

陈七妈也庆幸自己到了瑞典。她设想过，如果还在国内，她这些年的日常应该是这样：周末带女儿去医院、平时为女儿准备无过敏源午餐，还要应付工作和人到中年的焦虑。

而在瑞典，孩子健康，也没人在意她的外表、年龄和地位。陈七妈说，以前她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比如是不是个成功的人，有没有好的工作，40岁了有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但现在，她觉得只要自己开心，即使没有大房子、没有特别多的钱、没有穿戴名牌，也挺好的。

陈七妈给我解释，瑞典有一种生活哲学叫“lagom”，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意思是“不多不少、刚刚好”，不参与竞争和排名，也不给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的压力。这种包容度提升了人生的容错率，毕竟许多时候，选择本就没有对错之分。

陈七妈现在也这么想，谈及女儿未来的职业发展时，和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她希望女儿可以像自己一样接受高等教育，但后来她犹豫了一下，“话说回来，如果她做木匠也特别开心，那就去做一个木匠吧。”

而更加年轻的贝茜，离开上海时，她并不确定，自己百分百就能在挪威找到工作。眼下，她还在忙着学语言、找工作、准备毕业，期待尘埃落定。

参考资料：

[1]Helliwell, J. F., Layard, R., Sachs, J. D., De Neve, J.-E., Aknin, L. B., & Wang, S. (Eds.). (202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2.